[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常洛聞]
韓國總統尹錫悅2022年5月10日就職後，到8月執政滿百天。
這在使用美式政體的韓國，是考察新總統的重要時間節點。可是尹政府無論在外交的臺海、薩德，還是內政的財閥、黨爭等“傳統難題”上，都做出瞭很多表面上互相矛盾的決策，加上支持率低破紀錄，讓外界有些摸不著頭腦——難道真的是“檢察官不懂政治”嗎？
財閥、特赦：特權階級贏瞭還是輸瞭？
新總統尹錫悅上任後的第一個重大節日，8·15光復紀念日前夕，韓國政府公佈瞭“光復節”特赦名單，1693人獲得總統行政特赦、減刑或復權（恢復經營、就業權），其中：
三星系“大傢長”李在鎔，獲得特赦徹底自由（李在鎔因崔順實幹預國政、行賄案被牽扯，獲刑2年半，2022年7月29日刑滿，2021年八月獲假釋提前出獄，出獄五年內限制就業的處罰仍未結束）；
樂天集團會長辛東彬（張紫妍案嫌疑人之一），獲得特赦和復權；
名單上還有造船巨頭STX會長薑德壽，2014年因瀆職貪污，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這次獲得特赦和復權；
東國制鋼會長張世宙，2016年入獄，2018年獲得假釋，這次獲得復權，徹底回歸自由身。
韓國官方的說明非常堂皇：“此次赦免的重點在於恢復民生和經濟。”“考慮到當前國傢經濟危機問題亟待解決，因此將有能力推進國傢經濟發展的主要經濟界人士列入赦免名單。” 這也是前總統李明博、前慶尚南道道知事（省級行政區首長）金慶洙等政界人士紛紛“落榜”，喜提“續住”的官方理由。
是不是相當於韓國政府公開承認，離開瞭財閥，哪怕是總統，日子也一樣過不下去？
短版回答：是。
長版回答：是也不是。
由於歷史原因，韓國官方曾經為瞭發展重工，以“一業一社”為主導思想，用免費土地、低價電力、統購統銷國產貨的方式扶植瞭若幹壟斷財團主導經濟，這給韓國帶來瞭輝煌的、奇跡般的經濟飛躍。
但隨著國傢發展，世襲財閥成瞭韓國真正的無冕之王。韓國排名前十的企業經濟總量，占據瞭全國GDP的40%（最高峰達到80%）以上，遠超一般國傢的比例。三星更是“財閥中的財閥”，在前十大企業收入中獨占四分之一。小到日用品、便利店，大到能源、造船，從出生的醫院到受教育的大學，從乘坐的汽車輪船到使用的教材書籍，韓國人笑稱在韓國逃不過的是“稅收、死亡、三星”。
韓國司法界有條不成文的“三五定律”，即財閥被定罪，隻需判三緩五，不用坐牢。李在鎔的父親、三星集團前會長李健熙曾被判犯行賄和欺詐罪，但連牢房的樣子都沒見過。李在鎔於2017年破天荒地被判處五年監禁的實刑，名義上是對史無前例的“幹政案”做出的特殊判決，其實是文在寅政府兌現競選承諾，對保守黨、財閥的有意削弱。
為瞭讓“傢主”早點出獄，李傢拿出1萬億韓元（約合51.8億人民幣）建起多傢半慈善性質的醫院；捐獻瞭李健熙私人遺產中的2.5萬件藝術品和古董，其中不乏許多被載入編號的韓國國寶，以及莫奈、畢加索等西方著名美術傢的畫作真跡。據說李傢一共捐出瞭李健熙遺產的60%，在此之後民調結果顯示，62%的韓國民眾“支持特赦李在鎔”，反對的人隻有27%。
一套公關組合拳下來，“民意”發生瞭變化，但是當時的文在寅政府正在風頭上，堅決不松口。韓國法務部對“特赦李在鎔”的設想堅決否認、批評。
內部民意壓力不夠，李傢還有第二招，即引入外部政治壓力，將李在鎔入獄一事上升到影響“美韓兩國經濟”層面。
韓國保守派媒體作為馬前卒，將三星集團有意在美國投資170億美元設立芯片工廠一事與李在鎔出獄聯系起來，制造若不特赦李在鎔，美國的芯片戰略、韓國的政治地位、韓國半導體的領先地位都將受損的輿論。時任總統文在寅訪美之前，在韓美國商會直接向文總統攤牌，稱“三星作為世界最大的芯片企業之一，如果不能積極支持拜登總統的努力，韓國作為美國戰略夥伴的地位將受到威脅。”
李傢的第三招，是拉著其他財閥直接向青瓦臺逼宮。
經過三代人廣泛聯姻，合作經營，加上見不得光的聚麀（如張紫妍案）帶來的“鐵桿”關系網絡，財閥之間已經形成瞭“朱門對朱門，竹門對竹門”的封閉階級，如同紅樓夢中的賈史王薛一般休戚與共。
所以，文在寅訪美回國後，很快安排瞭三星、LG、現代、SK四大集團的負責人赴青瓦臺會餐，席間四大集團都建議文在寅特赦李在鎔，第二天保守媒體的頭版頭條就是“總統和財團討論瞭對李在鎔的特赦”。此時李在鎔已在監獄幾進幾出，還以養病為名在醫院躲瞭幾個月。
拉鋸戰雖然艱苦，但也算是前所未有地懲戒瞭財閥。而且文在寅的執政走向後期，要開始為政權變化做準備。
為此，韓國法務部特地修改瞭假釋條例。
按韓國法律規定，服滿80%刑期的罪犯有資格申請假釋審查。2021年7月初，韓國法務部突然放寬假釋對象審查標準，規定服滿刑期60%者即可被納入審查范圍。到7月28日，李在鎔將服滿60%（20個月）的刑期，順利成為審查對象。
8月初，法務部假釋審查委員會舉行閉門會議，會上通過瞭李在鎔假釋議案。此前聲稱自己會“嚴格執法”的法務部長樸范界隨即批準決議，還表示不存在“特殊待遇”，法務部是在綜合考慮疫情常態化下的國傢經濟情況和國際經濟環境、民意所向、服刑態度等因素後，決定假釋李在鎔。
這場平民總統對世襲財閥的大戲，以李在鎔蹲瞭207天大獄，文在寅給予李假釋，但仍然禁止他參與三星的經營活動告終。畢竟再過五年，李在鎔還是李在鎔，文在寅就隻是文在寅瞭。
所以尹錫悅雖因扳倒樸槿惠、調查崔順實和李在鎔而聲名鵲起奪得大位，表面上與財閥勢不兩立，但其實尹代表的檢察官群體，及其所在的保守黨，與財閥、保守媒體、親日親美團體深度綁定。加上文在寅對李的假釋在先，尹總統特赦李在鎔隻是走完最後一個流程，是個實質意義不大的順水人情。
而且在三星財團的造勢之下，七月份的民調顯示，同意特赦李在鎔的民眾超過七成，似乎在宣示韓國人好像不知道該如何在沒有財閥的韓國生活——這項數據對挽救尹錫悅跌跌不休的民望有決定性作用，特赦名單公佈後，蓋洛普韓國公司民調結果顯示，尹錫悅的施政好評率終於止住上任以來的連續跌勢，回升到瞭25%。
而也是為瞭民望，前總統李明博由於“民意”不允許，加上是尹錫悅親手定讞，因此沒能擠進特赦名單。
為瞭“一碗水端平”，本來能被赦免的民主黨背景政治人物也被一刀切排除（如慶尚南道道知事金慶洙，文在寅的助手，因雇傭網絡水軍影響選舉被判兩年監禁實刑），算是受瞭李明博的連累。也說明尹政府為瞭能最大化這次特赦的政治價值，煞費苦心。
民心、改革：水要載舟還是覆舟？
尹錫悅對內之所以這麼為難，主要原因有幾個：
一是醜聞不斷，傢族花邊新聞多，嚴重降低瞭“不畏強權檢察官”人設的說服力，導致基層選民轉向，深層原因是沒有擺平保守黨黨內矛盾；
二是在競選期間為瞭攻擊文在寅的施政，將房價、就業等問題調子拔得太高，上臺後遲遲拿不出解決方案，令中產選民失望；
三是尹本來政治根基就淺，樸槿惠出獄後，分流瞭保守派黨團、民眾的“推戴之心”，尹的政治明星光環轉淡，富裕選民開始尋找新的保守派領袖。
這些問題按以前的辦法，其實都可以通過金元、公關、司法三件套解決，為什麼這次不管用瞭？核心原因並不是財閥不願意合作，畢竟鐵打的青瓦臺，流水的大統領，監獄一道門口，還不一定誰先進來誰先走。
一是此總統非彼總統，韓國朝小野大，在野黨在國會占絕對優勢的局面至少要持續到2024年國會選舉，在此之前總統外交角色比較完整，內政方面更多是個民主體制的吉祥物，不僅沒法推進政策落地，還要時時小心，避免被在野黨抓住小辮子。
二是尹錫悅並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韓國政客，他在競選總統之前，因為得罪特權階級，職業檢察官生涯曾長期處於半流放狀態，一直在地方檢察機構辦案，進入中央後可用之人隻有檢察系統的門生故吏，青瓦臺安保室長（總統人身安全負責人）甚至找到瞭小學同學金聖翰來擔當。等他登上總統寶座之時，檢察系統今非昔比，從利劍變成瞭鈍刀，優勢不再，影響力自然大打折扣。
韓國檢察系統是二戰之後的特殊產物，在設計之初具有一定妥協性，留有保護親日財團免於被清算、維護地主階級利益、方便美國“監察韓國民主”的結構性“後門”。檢察廳一直是韓國唯一有偵查權的主體、唯一有偵察終結權的主體、唯一能向法院提起公訴的主體，還有調查在任國傢元首的權力，相當於法官、檢察官、公安警察、國安警察、司法警察五位一體。
尹錫悅曾經執掌其中專門負責高級別公務員和商業企業犯罪的“反腐敗偵查部”：盧武鉉、樸槿惠、李明博等前總統相關案件都由這個部門偵辦，與東京地檢特搜部有很多相似之處，常年處在政治風暴中心，如果不懂政治，上車即翻車。也是因為要代表既得利益集團保衛這些特權，尹錫悅堅決反對文在寅的司法改革，不肯自己“閹割”自己，最終在檢察總長任上辭職，對文在寅倒戈相向。
文在寅任內對檢察和司法系統的改革，帶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和個人復仇意味，曹國、秋美愛、樸范界等幾任法務部長前仆後繼，文的助手、心腹接連被政治狙擊賠上瞭職業生涯鋃鐺入獄，用慘烈的代價，換取到瞭堪稱輝煌的戰果：
高級公職者犯罪調查處（公調處）在2021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掛牌辦公，尹錫悅的大本營反腐敗偵察部，以“反腐”為名進行政治報復的“特搜權”壽終正寢；
《刑事訴訟法修訂案》、《檢察廳法修訂案》在國會通過，檢察廳的偵查終結權被剝奪；
2022年3月，憑借對國會的絕對掌握，文在寅在卸任之前奮力一擊，強行通過瞭將檢察廳偵察權與警察偵察權完全剝離的“檢搜完剝”法案，名義上完成瞭對檢察系統這個權力怪物的肢解（實際上，法案留有餘地，檢察的偵查權可以通過總統行政命令臨時賦予）。
可想而知，前檢察總長尹錫悅就任總統時，手中唯一的利劍被磨禿瞭刃是何其尷尬，面對反司法改革時得罪過的老牌政客，和國會當中占絕對優勢的在野黨每天在眼前扮演伊尹霍光，自己無人可用，又是何其無奈。
臺海、薩德：新科總統親中還是拒中？
尹總統面對的復雜內政局面，恐怕正是韓國外交政策出現搖擺的深層原因。
在臺海事態上，尹錫悅以休假為理由，繞開瞭與佩洛西會面這個難題，外長樸振當時在出差，佩洛西隻見到瞭身份對等的國會議長金振杓。韓國刻意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親自出馬的高規格接待標準拉開距離，也回避瞭作為美國軍事同盟主動表態的“義務”。似乎是不願意充當木偶戲的道具。
之後為瞭安撫美國，也是為瞭試探中方，在薩德問題上，哪怕在中韓建交30周年的大背景下，韓國政府采取瞭與以往不同的強硬立場，堅持將薩德基地投入運轉。這種折衷和綏靖對韓國國內有維護政治平衡的現實作用，避免瞭在總統弱勢期給在野黨、親美日保守黨團提供彈藥。
但是，美國的利用、剝削，和韓國的獨立、發展，是不可調和的矛盾，正在褪色的畸形繁榮無法掩蓋殖民式“同盟”對國格的損傷。追求恢復半島主人翁地位的韓國人民遲早會在歷史的轉折點上，與美國及其代理人分道揚鑣。薩德部署在韓國從一開始就是政治陽謀，目的就是紮進一根毒刺，依美國需要隨時刺激中韓的神經，這種小把戲在歷史的長河中，註定隻是一朵不和諧的浪花。
不過，這類“陽謀”在現階段確實造成瞭很多不必要的麻煩。
2022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還是中日韓自貿區設想提出20周年。中日韓經濟總量占亞洲的70%，占全球GDP的20%。三國進出口總額約占全球貿易總量的35%。三國在資源、技術、資金、市場上互補性強，但三國相互投資僅占對外投資總量的6%，貿易依存度僅21.3%，遠低於歐盟的64.8%和北美自貿區的40.3%。
本來自貿區建成後，將形成15億人口的大市場。中日韓GDP有望各提升2.9%、0.5%、3.1%。這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自貿協定之所以千呼萬喚出不來，除瞭產業結構沖突、貿易保護的內因，外因主要是域外國傢利用三國政治互信不足，不斷用各種“謀”破壞東亞團結。
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與歐盟的“經濟夥伴關系協定”（EPA）、東盟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美歐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協定”（TTIP）、中日韓自由貿易談判（FTA）本來都是比較單純的區域經濟合作框架，但美歐既想收割亞洲新興經濟體增長帶來的蛋糕增量，又不願意看到亞洲影響力上升，破壞原有的蛋糕分配模式，於是貿易工具被迅速政治化：TPP被用來撬開亞洲市場，牽制中國；TTIP被美歐用來勾兌投資準入、競爭政策、知識產權等領域的貿易規則；TTIP則是爭奪統一標準、市場規則話語權的主戰場。
中日韓一方面要頂住外部的威逼利誘，另一方面要務實處理歷史、安全、領土等議題被利用帶來的關系起伏，同時還要尋求共同發展，如同小舟大浪過暗礁，殊為不易。
而日韓作為盟友，也確實一直享受著美國的體制“優勢”：奧巴馬要求日韓在TPP問題上表態，日韓站隊後，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退出TPP談判；特朗普為削弱中國供應鏈優勢而組建的“經濟繁榮網絡（EPN）”強制要求韓國加入，拜登上臺後EPN直接作廢。
可是如果說政權輪替影響政策繼承，偏偏在敲竹杠方面又非常有連貫性：小佈什、奧巴馬和特朗普都用加征鋼鐵、鋁制品和汽車關稅的方法來壓制韓國，以向美國有利的方向修改韓美自貿協定條款。以至於韓、日有苦說不出，隻能要麼進一步捆綁，避免戰車急轉彎先把自己甩下車，要麼進一步退讓，等待時局出現變化。
隨著歷史進程發展，美國針對中國的手段越來越直接，烈度越來越高，種類卻逐漸減少，效果也日益下降。山雨欲來的chip 4就是最新出爐的“伏龍索”。
芯片、市場：誰在主導誰？
所謂的“芯片4聯盟”（chip 4 alliance）是美國主導，要求韓國、日本、中國臺灣加入的“產業聯盟”。四方控制著全球73%的設備產能、87%的代工產能、91%的設計和制造產能，可以說是控制瞭芯片的現在。
與之配套，拜登政府剛剛通過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則封鎖技術輸出、切斷科研院校合作、對在美國投資的芯片公司提供總額520億美元的補貼，接受補貼則不可以在他國投資芯片產業，意欲控制芯片技術的未來。
直白說來，美國希望將中國排擠出半導體供應鏈，加劇中國產業的半導體供應短缺，阻滯中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發展。
對於這輪圍堵，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悲觀者認為：
Chip 4若成局，美國有設計和技術，中國臺灣提供代工產能，韓國制造存儲器，日本提供生產和配套（如光刻膠等），美國可以憑借其材料、軟件、設備等方面的巨大優勢對其他三方的產能擁有絕對話語權。英特爾、臺積電、三星等對產業鏈的把控能力將進一步加強。
短期內將迫使中國應對產能供應不安全和產能擴張滯後的不利局面。中期在技術研發上，中國企業受到各種限制，缺少或弱化瞭與最先進技術的互動，技術研發和人才流動恐怕出現脫節。長期來看，中國企業一旦失去瞭制定標準的機會，失去瞭向更高附加值攀爬的機會，將長期處於尾隨狀態，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都將大幅放慢速度。
技術優勢之外，美國還有政策工具，使Chip 4誕生即內卷，加入未必能獲得更快增長，但不加入很可能就被排擠出正常軌道。加上美國資本市場對芯片企業舉足輕重，在美國融資數額更大、成本更低、監管更完善、國際認可度更高。
全球半導體市值前20的企業中有17傢來自Chip 4，其中有14傢在美國上市；市值排行在21至40的企業中，有11傢來自Chip 4，其中有10傢在美國上市；臺積電、三星、東芝和鎧俠等亞洲企業的董事會中還有相當比例的美國股東，臺積電2021年僑外投資占比74.89%，三星電子約44%的股份是由美國投資機構持有。
更不要說芯片行業有相當的特殊性，疫情導致的“芯慌”已經說明顧客不是“上帝”，中國巨大的市場體量優勢有無從下手之憂，美國的陽謀勝算並不低。
樂觀派則認為：
美國、日本都曾經擁有過對半導體工業的絕對主導地位，由於人工成本上升、制造業轉移等原因，現在全球芯片業的生產中心已經無法離開亞洲，更不可能在沒有配套、沒有物流、遠離客戶的情況下憑空增加額外成本回流美國。而美國的產業補貼及政策排他模式口惠而實不至，一座先進晶圓工廠的投入可能就要接近200億美元。
這種違背客觀規律，脅迫盟友用放棄世界最大市場的形式自證忠誠的模式，對商業企業來說不僅不可持續，還會讓中國的競爭對手不得不更快成長。除瞭市場，中國掌握著全球最完整的制造業，和全球90%以上的稀土、永磁產能，圍剿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先進制造業，是一場必然失敗的遠征。
但無論悲觀還是樂觀，各方都認為chip 4內部的利益矛盾相當尖銳，“美國優先”雖然是特朗普提出的口號，但隻不過是將長久以來的單邊主義傳統宣之於口而已。
Chip 4極度強調美國利益，將歐洲完全排除在外，“聯盟”內，臺灣省雖然在代工方面有絕對的優勢地位，但美國政府出於降低單一來源依存度以及扶植英特爾、英偉達等美國企業等多種考慮，以臺海局勢變化為由不斷加快抽幹臺積電的步伐，一旦芯片相關的先進技術、企業納稅流向日韓，美國政府一定也會毫不猶豫地舉起鐮刀。
對於韓國來說，Chip 4無疑是一場“魷魚遊戲”：三星半導體如果倒向美國從中國退出，技術和供應鏈會脫離掌握，辛苦建立的在華市場份額和配套必然被隊友吃掉；如果不遵從美國的指令去美國建廠，政治上難以過關，技術上面臨封鎖，一樣有滅頂之災。
而且，韓國對於中國的未來有自己的判斷。
2021年國際認可的《自然》和《科學》雜志所發表的論文中，來自美國的論文占38%位居第一；英國以12%緊隨其後；第三名德國，占比9%；中國有463篇學術論文獲得發表，占論文總數8% ，排名第四；韓國有75篇論文發表，以1%的份額排名第20位。
在韓國看來，即使美國能在芯片問題上阻滯中國的發展，也無法破壞中國現有的創新能力優勢，眼下中國先進制程芯片技術的短板未必會影響民用設備的大規模發展。加上在新能源汽車、鋰離子電池等領域目睹瞭中國從技術落後到市場領先的“逆襲”， 韓國更多地是希望能利用好Chip 4平臺，鞏固在半導體領域的優勢，同時保持與中國的密切合作爭取經濟利益——說穿瞭是希望拖延、推遲“決策時刻”，盡量不在塵埃落定之前選邊站。政治上保持“倒數第二”，口號可以一起喊，但中美的壓力交給隊友承擔。
在可見的未來中，朝小野大、主弱“臣”強的內政，和不要出頭、隻要實惠的外交，很可能導致韓國政府的政策出現鐘擺式反復；隨著內部選舉起伏和外部中美交鋒，擺動幅度還有可能進一步增大，為域外國傢所控制的“毒刺”必然借機推波助瀾。
但地理關系、歷史淵源、民眾互信等“中軸”穩定的情況下，震蕩之後，必然是一馬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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