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駐埃及、菲律賓、俄羅斯特派特約記者 黃培昭 肖巖 王臻 環球時報記者 陳子帥]編者的話：“9·11”事件已經過去21年，美國在“全球反恐”的同時，還一直自我標榜為“人權衛士”。特別是近年來，美國連同一些西方國傢日益將人權議題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拉幫結派地攻擊、抹黑和孤立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傢。此外，美國頻打“人權牌”，在全球多地煽動“顏色革命”或制造戰爭和動蕩，並拉攏西方國傢“組團”對付與自己價值觀不同的國傢，從捏造事實、口頭指責到采取實質制裁打壓他國……針對美西方打新型“人權戰”的做法，相關國傢該如何回擊，發展中國傢又該如何在人權評價標準上展開討論、拿出對策？就此問題，《環球時報》記者近日采訪瞭多位中外學者。
從“單獨批評”到“峰會”再到制裁
針對美方借口“新疆人權”問題非法制裁中方官員的錯誤行徑，中方去年12月對4名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USCIRF）成員實施瞭對等制裁。成立於1998年的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還在2020年炮制人權報告時，將緬甸、中國、厄立特裡亞、伊朗、朝鮮、巴基斯坦、沙特、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印度、尼日利亞、俄羅斯、敘利亞和越南14個國傢指定為“特別關註國傢”，將古巴、尼加拉瓜、蘇丹、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阿爾及利亞、阿塞拜疆、巴林、中非、埃及、印尼、伊拉克、哈薩克斯坦、馬來西亞、土耳其15個國傢列入特別觀察名單。有統計說，這些國傢的人口總數超過44億，約占世界總人口的57%。
吉林大學人權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志鵬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從這29國的名單看，美西方主要是借人權問題打擊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上和它們不一致的國傢。他同時表示，當美國設置人權議題以遏制中國等國發展時，美國民眾早就意識到，美國政府似乎並不怎麼關心本國人的幸福和發展。
談到美西方打“人權戰”的一些新手法，何志鵬表示，過去那種非政府組織、媒體、智庫齊上陣的方式已有所升級。他分析認為，美國對一些國傢打“人權戰”和搞“顏色革命”時，表面上看是非政府組織沖在前面，但本質上還是在實施國傢的政治打擊戰略。非政府組織、媒體和智庫圍繞在美國政府周圍，政府在幕後、甚至到臺前為它們指引行動方向。此外，以前美西方多對打擊國傢進行“單獨批評”，現在則是美國拉攏一些國傢以召開“民主峰會”等形式打壓與它們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上不一致的國傢。
西南政法大學人權研究院執行院長張永和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數十年來，美國形成瞭固定的手法和程式將人權問題武器化，如：在一些國傢培植上層精英的同時加大民眾基礎性工作力度，培養親美分子；以司法制度為切入點動搖該國整體政治構架；以經濟援助誘之建立非政府組織，以合法面目開展針對政府的活動；媒體、智庫齊上陣，對相關國傢進行抹黑、造謠。
在何志鵬看來，在打“人權戰”時，美西方單邊制裁手段並非特別有效，反而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導致本國的人權質量下降。在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裡，每個國傢的經濟、文化和科學技術發展都無法完全擺脫其他國傢的影響。例如美國制裁中國時，首先制裁的是美國的消費者，因為美國民眾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已產生深度依賴。再如，美西方制裁俄羅斯天然氣項目，但受害最深的主要是歐洲國傢。
“在人權問題上，美國不僅盯著我們的國傢，也盯著其他國傢，因為這是其幹涉他國內政、進行政治施壓的工具。”俄羅斯政治學傢列昂尼德·薩文認為，美國將人權問題政治化，會故意在一些國傢設置“敏感點”。比如美國在亞洲的重要“盟友”菲律賓，近年來就因為“人權”問題與美分歧加劇。
一位與菲前總統杜特爾特關系密切的菲律賓朋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說，杜特爾特曾私下表示，他這一輩子都不會去美國。原因之一是美西方控制的國際刑事法院從2019年起宣佈對杜特爾特政府在打擊毒品犯罪過程中涉嫌違反人權和“法外處決”進行調查。今年9月8日，菲律賓司法部檢察長辦公室發表聲明說，菲拒絕國際刑事法院重啟針對菲掃毒行動的調查，前總統杜特爾特在掃毒行動中沒有“反人類罪”行為，執法人員在行動中從沒有以平民為目標。實際上，今年6月30日就職的新總統馬科斯在此問題上采取瞭相同的立場，認為國際刑事法院對菲處決毒販等問題沒有管轄權。
“人權標準，不應被美西方牽著鼻子走”
菲律賓國際關系專傢安娜·瑪琳多格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人權議題始終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籌碼和“武器”，既可以幫助華盛頓確立“意識形態制高點”，又可以要挾不聽話的發展中國傢的政府。她表示，事實上，杜特爾特政府的緝毒行動受到菲民眾廣泛支持，他卸任前的支持率高達70%足以說明問題。安娜認為，“人權”和“腐敗”問題也是美西方影響下的菲主流媒體在本次大選中攻擊馬科斯的主要工具，但他卻以超高人氣當選，足以說明美國的“人權戰”在菲律賓得不到民眾認可。她認為，近年來，國際社會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美西方嘴裡的“人權”不符合絕大多數國傢民眾的利益，其“人權戰”也得不到發展中國傢的支持。她建議中國與發展中國傢就人權議題加強溝通，把發展、安全等因素納入人權標準，樹立“綜合人權觀”，以揭露美西方人權觀的虛偽之處。
中東國傢深受美西方“人權戰”之苦。埃及《黎明報》刊文稱，伊拉克、利比亞等中東國傢的亂象紛呈，根本原因是舊有的政治和社會生態被撕裂、打碎和重組，美國在相關國傢強行推行所謂的三權分立，搞民主和人權的試驗田，而實際上，這一政治架構私藏著美國控制他國的一己私心和戰略企圖，根本不適合伊拉克等國的國體和政治土壤，結果導致這些國傢戰後傷口難以愈合。
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後，美國侵犯伊拉克人權的惡行不斷被曝光。伊拉克著名智庫“智慧宮”歷史研究院院長海德爾·塔米米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強調說，美國沒有給伊拉克人民帶來所謂的“自由和民主”，反而使伊拉克飽嘗戰爭之苦。眼下，伊危機局勢正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十字路口”，要麼走美國為它制定的導致局勢更為混亂的道路，要麼努力尋找新的替代方案。
白俄羅斯外長馬克伊去年在出席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 46 屆會議時表示，人權已成為一些國傢幹涉他國內政最喜歡的借口。西方國傢喜歡將經濟制裁作為工具，向其他主權國傢施加壓力，這與它們“對人民及其權利的關切”是絕對不相符的。他提醒西方國傢說：“必須記住，普遍的和屬於整個國際社會的人權不應被片面地解釋，需要各國都盡一切可能努力實現商定的人權標準，同時應考慮到各國的國情和實際能力。評估他國人權方面取得的進展，需要對話和相互理解，而不是牽強附會的指責和威脅。”
突尼斯“地中海絲路組織”主席巴斯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人權戰’已成為西方國傢打壓發展中國傢、在國際舞臺上體現其霸權主義的主要抓手。我們不應被美西方牽著鼻子走，應有自己的對策和方案，如在思想上統一認識並統一行動，尤其是要形成統一的輿論聲勢，對美國的非法行徑保持強大的媒體輿論壓力，有針對性地進行批判和反對。”巴斯利強調說，中東國傢的亂局離不開美國的攪和，包括突尼斯在內的地區國傢直到2022-09-15 依然沒有從“阿拉伯之春”引發的動蕩和戰亂中緩過勁來，這也是美國在阿拉伯人心目中地位每況愈下的根本原因。他認為，為避免再吃“人權戰之苦”，中東國傢應變被動為主動，如對人權這一概念要有不同於美國的定義，不能由美國一傢說瞭算，最好在聯合國等機構提出相關的協議草案，以擴大影響、孤立美國，爭取盡可能多的國傢的支持和理解。
俄《生意人報》報道說，越來越多的國傢發佈報告批評美國劣跡斑斑的人權狀況，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回擊，世界各國發佈的美國人權狀況報告會更深入、更準確地回擊美國的充滿偏見和政治化的國別人權報告。
保持警惕，並形成廣泛的統一戰線
“30 多年來，美國一直在利用由國傢預算資助的國傢民主基金會（NED）以及類似的非政府機構批評他國違反人權，目的是影響其他國傢的政治。”據今日俄羅斯電視臺報道，NED創始人之一艾倫·溫斯坦毫不隱諱地說：“我們2022-09-15 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20多年前由中情局秘密完成的。”NED利用資金在背後推動“阿拉伯之春”，導致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一系列動蕩和內戰。
談及別有用心的美西方非政府組織，巴斯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西方通過這些機構在相關國傢進行顛覆活動，支持反對派和反政府武裝組織，甚至不惜支持宗教極端組織，對主權國傢的現政權進行侵蝕和打壓。他認為，受害國傢應擦亮眼睛，對那些心懷叵測、有著特殊任務使命的非政府組織保持警惕，必要時就應該對“有前科”的“人權觀察”“大赦國際”等人權組織采取監管、限制活動等措施，絕不能任由其為所欲為。
面對美西方發起的新型“人權戰爭”，何志鵬認為，發展中國傢首先要建立起國傢的人權自信。其次，各國應當在人權領域充分合作，在國際舞臺形成尊重和保護人權的大環境，從而揭露美西方式人權謊言，讓世界各國更多地看到西方國傢的人權雙重標準，以及它們國傢內部存在的種族歧視、奴隸制度等。他還建議發展中國傢要註重培養政府間合作組織，如東盟之間的合作，也要多開展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工作，如中國人權研究會與其他國傢對應機構的合作，從而在人權方面對西方形成反擊。此外，就是在西方國傢內部找到可以團結的力量，在西方國傢內部形成一個能揭露西方國傢政府虛偽面具的團體。何志鵬舉例說，西方有大學教授在課堂上講述中國在發展人權事業方面優於該國時遭到停課處理，應當將這些案例收集起來，通過實例揭露美西方人權存在的弊病與問題，真正形成廣泛的統一戰線。
張永和呼籲國際社會認清美西方打新型“人權戰”的本質，徹查美西方戰爭罪行和侵犯人權行徑。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對待全球人權問題上，美國慣用“有色眼鏡”來區別對待：本國長期存在的系統性種族主義、放任疫情蔓延漠視生命健康權等人權問題，美國從不反省；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盟友人權紀錄飽受詬病，美國置若罔聞；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少發展中國傢人權事業不斷進步，美國則選擇直接無視，而且常常無中生有，肆意抹黑。
張永和還建議：發展中國傢要警惕激進民主化導致的政治衰敗，協調增進全體人民的各項權利；積極參與國際人權規則制定和議程設置；舉行峰會或論壇，聯合起來揭露西方人權組織的劣跡；加強培訓，不斷向國際人權組織輸送人才，如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報告員是“關鍵少數”；堅持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同本國實際相結合，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與有關國傢開展人權對話；加強與發展中國傢和集團人權磋商與合作，向有需要的發展中國傢提供人權技術援助；繼續推動像中方主辦的“南南人權論壇”這樣的國際合作，讓更多國傢參與亞歐非正式人權研討會等區域、次區域人權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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